中国当代小说选读 课程笔记
这是大三时候的 王东明 老师「中国当代小说选课」课程的笔记，自以为花了很多的心血在这门课上也读到了一些经典小说，在此整理补发。
绪论：中国当代小说的源流——周扬
- 讲授要点：中国当代小说的前世今生；当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比较。
- 思考：如何理解“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艺”？
- 阅读书目：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
中国当代小说起源于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主要有两大源流，构成了两个传统：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二是四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解放区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
其有两种特点：不成熟；思想的反叛性。 两个人物：
1. 梁启超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启蒙思想播下了种子，变法这亡命日本，通过对日本近代社会的考察，发现小说在其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创刊，发表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认为小说是最上乘的。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1902年11月），《新小说》杂志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这是“小说界革命”的开始。“小说界革命”的影响相当深远，许多人投身于小说创作，在近代小说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必新小说。” ——小说革命，百度百科
梁启超也开始写小说，从日本，而日本其源流来自西方小说。 在晚清最后的十年中，小说成为蓬勃兴起的文学方式，取代了诗文。从诗文的时代转而进入小说的时代。
2. 林纾
林纾（shu），清末翻译家，近代文学翻译第一人，一生翻译小说超过213部，是正式将西方文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以至钱钟书说道：“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 林纾一生著译甚丰，译书之速之精，可谓神助。林纾共译小说超过213部，翻译小说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的作品，其他还包括有莎士比亚、笛福、斯威夫特、兰姆、史蒂文森、狄更斯、司各特、科南·道尔、欧文、雨果、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伊索、易卜生、托尔斯泰等名家的作品。
1905年，科举制废除使得这样一群人成为无业游民，写、读小说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感兴趣的东西。 周作人：1918年《人的文学》。看出周作人的思想来自西方，人本主义 启蒙文学：鲁迅为代表的以人为本的思想 个人主义：小说的兴起和个人主义相关？
革命文学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走向了越来越窄的道路：“革命加恋爱”。虽然产生了如沈从文、丁玲一批作家，但无法和五四时期相比。
30年代，随着中日战争，文学主题从“启蒙”变为“救亡”。形成了三个区域：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
1. 国统区
巴金《寒夜》萧红《呼兰河传》。萧红用一句话肯定这一时期的小说：“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走出了革命文学的阶段。仅仅就国统区而言。如巴金依然坚持写实；抒情性小说如沈从文、萧红，不追求人物、故事性，有一种散文化、有一种诗性，与当时西方相近。还有讽喻性的小说。
2. 沦陷区
张爱玲：表现小人物的心理世界，人性的复杂与阴暗。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影响。 钱钟书：《围城》构成那个时代一代奇观。
3. 解放区
解放区读者以农民为主。丁玲、周立波、肖军 等，走进解放区，走进延安，试图把自己所学加持到贫瘠的土地上。但是不能实现，文化的冲突在工农干和知识分子的冲突——标志着知识分子想在新的地方发出自己的声音很难。 这就有了 1942年，整风运动，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讲话。
知识分子的两条路：上前线，为士兵服务；第二，到农村去，向农民学习，转移自己的思想——从此开始了解放区文学 1943年，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总结出赵树理方向，核心：文学的政治性，革命功利主义。服从、配合，当时只有这样的文学才有了＂生存的合法性＂。这一直延续到新了中国成立之后。
当地小说定位于1949年7月2日，第一届文代会，周扬作总结汇报（重要性仅次于毛讲话）：在总结解放区文学的基础上，对于整个当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严格的规约。“预设”：想好了当代文学怎么发展——就是解放区文学。“新的主题，新的形式，新的人物”
解放区文学：一种赵树理为代表的小说，其二为诗歌。
《小二黑结婚》（1943）——赵树理
“赵树理方向”的思考——赵树理
- 讲授要点：中国当代小说的起点；“赵树理方向”的复杂性。
- 思考点：《小二黑结婚》是“问题小说”吗？
- 阅读书目：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
战时文学格局
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从战士来看，它他们没有文化背景，更倾向于秧歌剧、快板戏等文化娱乐形式；第二，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他们从城市到乡村，想把文艺传播开来，就和当时战士和农村的普通农民见形成了文化冲突。 1942年，延安开始整风运动，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5月初和下旬发表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1943年，赵树理写出《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方向，其实和赵树理本人的创作实践有很大的出入；当时的命名代表了解放区（官方出面命名）；由此形成解放区文学的格局，对后世当代小说的影响很大。在这一点上，和沦陷区、国统区都不一样。 这种文学格局的形成，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话语在这一社会中逐步被边缘化，社会角色发生了明显的转换。相较而言，五四小说则是知识分子主导的，倾向于“启蒙”；五四文学就是启蒙文学，被启蒙者是农民。
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
余英时认为，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从近代就开始发生，到1949年完成。
相较而言，五四知识分子，即以鲁迅、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影响了全社会的思潮。1939年，毛写下《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认为占全国80%人口的农民，70%的贫农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在此之后，知识分子完成了社会角色的置换，即从启蒙者变为受教育者。
周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一种新的规范/规约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为知识分子指出了两条路：“无条件向工农大众学习，为工农兵服务”“审美爱好”“无条件为战争服务，一切为战争的胜利服务，为特定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服务”。 解放区文学就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预设。
《小二黑结婚》
小二黑结婚有着真实的背景：山西省左权县横岭村：发生人命案，小队长岳东至在一个冬天的晚上被打死了。有一个童养媳，当时和智英祥相爱，村中两村干部看上了智（石和史分别为村中大姓），已有妻室，但妄图潜规则。一次冲突中失手把岳打死，伪造自杀场景。
《小二黑结婚》由真实事件改编，是一个歌颂婚姻自由的故事。该小说讲述了一对农村青年小二黑和小芹通过与迷信思想及封建势力作斗争，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故事中小二黑和小芹的自由恋爱受到流氓恶霸村长金旺的阻挠；二诸葛由于迷信也反对小二黑与小芹的结合，私下给小二黑收养一位童养媳；三仙姑为贪财而出卖女儿，逼小芹嫁给吃喝嫖赌的吴广荣。一天小二黑和小芹暗地商量终身大事时，被金旺等捆住。双方家长前往村长家要人，发生一连串群殴事件。后来由抗日民主区政府区长出面支持，经过一番斗争，严惩恶棍金旺，故事最后以喜剧收场，二诸葛和三仙姑表示支持这件婚事。 这部小说甫一推出极受好评，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一文中称赞：“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 《小二黑结婚》于1950年及1964年分别由顾而已、于学伟导演拍摄成两部同名电影搬上银幕。
出版故事：原本编辑因为害怕影响不好不敢出版，后赵树理把作品给扬献珍看，后给浦安修，彭德怀休息的时候偶然看到，“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后印下两万册。 1947年，晋察冀召开会议：认为赵树理的写作是实践毛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在这篇文中，概括了赵写作的三个方面：政治性（“我写的作品政治上起作用，老百姓喜欢看”）；民族形式（农民的审美）；革命功利主义。
李泽厚在当时写下《美的历程》，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乐感的文化和哀感的文化所不同，中国文学中戏剧很多，不如西方文学中悲剧性很多。很多悲剧性的东西最后往往变为戏剧的形式呈现出来。文化心理的积淀；从这点来看，中国的农民还是乐观的。而赵认为，中国传统的大团圆结局，有人说中国人不懂悲剧，我说中国人也许不懂悲剧，可是外国人也不懂团圆。
是否是问题小说
有人认为，《小二黑结婚》不仅仅是在讴歌，而且是问题小说（五四文学中也有）。 这个问题在后来人们对于赵的小说的研究中一直被误读，一个日本学者注意到《小二黑结婚》中隐含的主题。五十年代初，中国向世界推出的文学中第一人就是赵树理，鹿地亘（二十年代在日本文坛，共产党，后流落中国）在日版前言谈他的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可以处理成不同风格的小说：可以是侦探小说，可以是心境（心理）小说（在人民政权刚刚建立，立足未稳的时候钻了空子，并且成为权力中心）；这一主题要在八十年代才被人重新发现，这一点恰恰是这部作品的主题的深刻。 赵树理的写作和钦定的赵树理方向并不是一回事。49年以后，赵树理在文坛的地位可以说是第一人（50年代《中国新文艺丛书》《抗战文艺丛书》中收录）；50年代之后，他的文学写作跟不上趟了，“不够高、不够大”，但是“高大的写法不是我所写的，我所看到的中国的农民就是这样的”；慢慢地退出了主流。
三句话九个字来看赵：农民写；写农民；农民看。 但是，这是非常复杂的农民，有着知识分子的思想内核，有着知识分子的价值，有着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在打底。小说的风格是戏剧，题材是婚姻恋爱，结构形式也是最为传统的；在农民文化占据主流的解放区中，带有天然的草根性、民间性。（在岳身上是一个悲剧，在小说中变为喜剧，符合农民的审美习惯，并且完全是中国传统的。）关于“写农民”，小说塑造出了小二黑这一农民——新农民形象。中国写农民，第一是鲁迅，第二便是赵树理。
叙事方式
现代小说突破了连续性。西方出现意识流小说；时空关系的切割，按照心理时间来组织。
“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原是西方心理学上的术语，最初见于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论文《论内省心理学所忽略的几个问题》。他认为人类的意识活动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流程。意识并不是片断的衔接，而是流动的。这是“意识流”这一概念在心理学上第一次被正式提出。 20世纪初，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绵延论”强调生命冲动的连绵性、多变性。他的关于“心理时间”与“空间时间”的区分、关于直觉的重要性以及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结构和梦与艺术关系的理论，都对意识流文学的发展有过重大影响。 学术界一般认为意识流是象征主义文学在小说领域的体现。但是由于其技巧独特、成就很高，因此通常把意识流文学当成一个独立的文学流派来处理。
现代小说的诞生，叙事上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连续型的打破，强调叙事的零散性；碎片化。而赵树理的小说完全不服从这一潮流，这是因为其预设的读者（听者）就是农民。而赵树理的闻名，是在当时解放区的历史、传统中形成的。赵树理的很多小说，缺乏现代小说所有的心理描写、环境描写等；但这样的评价是忽视了当时的特有环境。
90年代，因为夏志清的观点的加入，对赵的评价陷入了一段低谷。赵树理方向，对其评价在当时过高了，并且与赵本人的观念也不一致，赵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们夫妇之间》（1950）的“趣味”——萧也牧
- 要点：知识分子话语权；对宏大叙事的偏离。
- 思考：如何看待知识分子话语在新的文学秩序中的境遇？
- 阅读：萧也牧《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
“话语的壁垒”：知识分子的话语权
第一次文代会，周扬把在《延安》讲话中所确立的文艺方向进一步明确。《新的人民的文艺》几个方面来达成，包含了 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形式 。——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文学秩序。 所谓“合法性”的存在。在当时的背景中，有着知识分子的作家、国统区的作家边缘化；而有着解放区背景的作家有了合法性的存在；知识分子的话语没有了权力。——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彻底完成。 5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时代有着很多的隐痛。“有一点甜蜜，有一点惊恐”——不知道风从哪里吹来；只能在大地上（何其芳）。参考 《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人有定天》《洗澡》。 这时候，期刊出现了“稿荒”—- 因为知识分子之前所习惯的写作方式，在新时代失去了合法性；这个时代只需要“讴歌”，不能揭露、不能批判。在当时，拥有合法性的，只有 1. 革命中投奔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如丁玲、何其芳、周立波（《百炼成钢》）；2. 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作家，刚刚摘掉文盲帽子的；“一个月能收到300篇，但不加修改能用的几乎没有”。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文学》（“国刊”） 编辑收到萧也牧的作品后喜出望外。 肖当时急欲从文工团到作家的身份转变。
背景：萧也牧在写作这部小说时是有其背景的。当时很多革命的老干部发生了转变。进城后不认农村的妻子；开舞会。（《激情燃烧的岁月》）出现了离婚潮。 一开始受好评，最好的是上海；（1949年-50年代前期，上海出现了有趣的景象。当时负责上海文化工作的是夏衍。当时上海的文化自由度相对大一些；如张爱玲曾收到夏的保护。上海的市民阶层，对于文学有需求，有阅读市场的存在，不满意解放区文学，“不忍卒读”。
对宏大叙事的偏离
到1951年6月，陈勇《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冯雪峰化名“李定中”读者来信；“反对玩弄文艺”，低级趣味，局势升级；丁玲（与肖熟悉）也进行了声名。
1950年，萧也牧创作了其短篇小说代表作《我们夫妇之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这是他最受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喜爱的短篇小说。该小说刚一发表便获得《光明日报》等四家报刊发表推荐文章。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篇城市小说，主人公是出身知识分子的中国共产党干部李克，他在解放后进城，希望生活能有些个人趣味，并想将劳动人民出身的妻子培养得能像自己一样体验城市生活，于是夫妇发生矛盾，最后重归于好。1951年1月，小说被改编成连环画，由上海五星出版社出版，次月再版。同年，上海群众书店出版了金文田改写的《我们夫妇之间》话剧剧本。上海昆仑影片公司不久便将该小说搬上银幕，导演郑君里，演员赵丹、吴茵、蒋天流等[4]。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执笔撰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同年6月毛泽东亲自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文化界形势紧张。1951年6月起，小说《我们夫妇之间》遭到《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批判。最先发文批评《我们夫妇之间》的是陈涌，他在1951年6月1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批评萧也牧进城后写的《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是“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文艺报》（中国文联委托全国文协主办的机关报）感到陈涌这篇批判文章软弱无力，于是在1951年6月25日《文艺报》上发表了“读者李定中”的来信《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并在《编者按》中说：“读者李定中的这篇来信，尖锐地指出了萧也牧的这种创作倾向的危险性，并对陈涌的文章作了必要而有力的补充，我们认为很好。” 1982年5月21日，丁玲在天津文艺界座谈会上讲话时说：“《人民文学》把这个作品（《我们夫妇之间》）当做好作品发表，当时我虽认为不太好，但没有吭声，没有写文章。后来我离开北京到南方，陈企霞找冯雪峰写了篇文章，这篇文章立场是好的，态度是严肃的，但过分了一点，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人民日报》编辑部开会，一位文艺领导人就在那里说：《文艺报》的路线错了。”冯雪峰就是“读者李定中”，而“一位文艺领导人”可能是指周扬。
比照《我们夫妇之间》与《新的人民的文艺》，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知识分子话语权，直到50年代后期才恢复。萧的小说给当时的文坛秩序带来了冲击。《新的人民的文艺》带来了“宏大叙事”——表现革命斗争、阶级斗争；而夫妻之间的生活题材不能见容于主流文学。 萧的这种文学表现了他对于海派文学的传统的接受。在五十年代只有萧这样写。但是，从现在看来还有其意义。和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有相似之处。
《秧歌》（1953）：另一种农村叙事——张爱玲
- 讲授要点：
- 与《创业史》的比较；
- 如何看待其中的“反共”？
- 思考点：为什么会有两种农村叙事？
- 阅读书目：
- 龙应台一支淡淡的哀歌——评张爱玲《秧歌》
- 宋以朗 《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
50年代后期当代小说，长篇叙事进入了收获期。 原因很复杂：
- 50年代前期当代小说匮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知识分子边缘化）周恩来等，对知识分子行脱帽礼，表示道歉。@卢卡奇：“叙事性文学作品往往会在疾风骤雨的大规模运动之后才会产生（史诗性的作品）。”
- 50年代后期，号召写作品为国庆十周年献礼。两种类型：1. 革命题材；2. 农村题材（现在叫革命叙事和农村叙事）
另一种农村叙事
今天讲农村叙事。除了赵树理、柳青为代表的农村题材之外。还有另一种对比鲜明的农村题材的作品。代表作张爱玲《秧歌》——1953年在期刊上连载。我们读到这样的作品要到70年代后期（20年）。
《秧歌》一书以1950-1952年新中国刚成立后进行的土改运动为大背景，讲述了江浙附近某村镇的农民受饥饿的煎熬，终日以稀粥米汤野菜为食，吃不起一顿干饭，也不敢吃一顿干饭，不然就成了富人家，会招来借钱摊派的麻烦。小说的主人公金根，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终日勤勤恳恳的砍柴种田，依旧填不饱一家三口的肚子。妻子开始在上海一户好人家帮佣，后来城市形势转坏，受了人人都说乡下好的哄骗，回到农村。到了过年，家里把可怜的一点米磨了做了年糕，去完成给军属家送年货的任务。交货的时候，村民们在堆满了收上来的粮食的仓库前要求借粮过年，结果发生暴动，民兵搬来枪，金根受了枪伤，五岁多的女儿被人群踩死了，夫妻俩突出重围，却被当作反革命追捕。
上海当时主管文艺的夏衍特别照顾张。
反共？
“异质性”，贴上反党，“反共文学”的标签。 张曾经试图在所谓新的文学秩序之中有没有自己的位置。参加上海第一次文代会上就发现不行：她一个人穿着旗袍。当时文坛要求“纪念碑式”歌功颂德的文字。1952年申请赴港读书（原本抗战时在港读书，被迫中断）“文化难民”。流亡作家“流亡文学”。张在“美国新闻出版处”谋道差事当翻译。 认为《秧歌》反动的很大原因是因为被认为这是美新处让张写的，甚至提供大纲。香港出版商宋以朗（宋淇之子）《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就到张爱玲》
柳青《创业史》比较
柳青《创业史》是受到中央承认的农村叙事。他为写作《创业史》在陕西长安县生活了十一年。计划写3部，但写到第二部下的时候去世。现在看第一卷可以看看，第二卷面目全非。（中国作家有修改作品的传统，“毁其初作”）陕西《延河》的初版是经典。“史诗性”，柳青视其主人公梁生宝为当代英雄。从赵《小二黑》形象有了一个进步，将其作为党的儿子，非常符合新时期文学的标准。“柳青是热情高涨的作者”。 柳青着意于宏大叙事，负担很重；而《杨哥》写作于香港，虽然对于党有种恐惧，但是无意于政治思潮。（胡兰成；后嫁给美国人奈雅，是一个左派）张爱玲无意于政治生活，“淡淡的哀歌”（龙应台）。一个是对于现实生活（政治生活）的介入，一个是日常生活的描写。 描写内容：张写后寄给美国的胡适，评价：“细致、忠厚，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程度”。 人物形象：（人物形象比较梁生宝、谭金根）“把人当作人来写”——而不是以党的儿子来写。对比：梁生宝和谭金根两段情爱对比。 意象描写：《秧歌》中的意象营造，尤其是秧歌这一个意象。（在中国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意象。）胡适：“小说通篇写了一个字，恶，是不是可以叫做《恶》”。夏志清讨论这个意象：一方面显出共产党礼乐是多么虚假和易变；同时人性是多么可怕和争议。不赞同：多种可能性（误读意象）。乍一看这么名字有点出奇，秧歌在南方流行度不高。意象，意于象。结尾：当村民们被迫扭着秧歌去村里，秧歌有着特别的意义。清代王夫之《姜斋诗话》“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也”。秧歌为乐，而更表现出村民心中之哀。“出人意料又生奇效”，最后的秧歌意象一下子透出全篇，表现出张小说一贯的“苍凉”。 还有的角度：反共怎么看，在创作中怎么表现的？
《青春之歌》（1958）：“红色经典”的生成——杨沫
- 讲授要点：
- 政治、权力与文学对历史的想象、重构；
- 有关林道静的人物形象分析。
- 思考点：
- 如何理解“生活的发展逻辑”？
- 《青春之歌》与知识分子话语
- 阅读书目：张中行《流年碎影》（节选）
五六十年代两个重头的部分：革命叙事（超出了）农村叙事 ，这里讲前者。
主题和立场的预设
追求“史诗”，富有史诗性的理念，显得非常坚硬。理念的、概念的东西过于强大，导致在叙述中出现了偏差。 高华历史著述《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 ，他曾写过文章，现代史中出现了“宏大叙述”。《权力如何阉割我们的历史记忆》 权力形成之后对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只会选择特定的历史表达。记忆一旦形成了记录，对于权力也构成制约。权力对记忆有两重作用：权力一定程度影响记忆，另一方面记忆对于权力构成制约。——涉及到历史的选材 不仅是我国。英国历史哲学家卡尔《历史是什么》：“我们看到的历史都是由历史学家写下的历史”“过去的事实也并没有全部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才呈现”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 克罗齐） “过去的历史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点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涂尔干） “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时间，重要的是讲述故事的时间”（福柯）
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叙事（原本叫革命历史题材）。实际上在那样时代背景下的作家来重新建构的，作家主体性的东西一定被加入。因此造成理念过剩，形成了坚硬的、高悬于整个作品之上的理念的东西。在当时，需要这样一批参与过革命的作家俩构建革命史，告诉青年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那里去”，所谓革命叙事实际上是主流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投射”。
《青春之歌》与《流年碎影》
作品为什么在五十年代引人注目，首先在于其叙事非常新：主人公林道静作为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性，在激荡的时代受到革命与爱欲的双重参绕（灵与肉），个人化的情感体验（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个人化的情感体验），让当时的读者“心旌摇荡、浮想联翩”——五十年代在意识形态控制下的禁区，爱情即其一；另见《红豆》《在悬崖上》
“生活本身的发展逻辑”只能是所谓权威，权威的语录，其实与生活本身存在着明显的距离，只是观点的东西、一种符号、一种意识形态——脱离了生活本身的范畴。为说明这个问题，拿另一个文本来比较《流年碎影》（张中行，语言学家，文化老人“文化散文”，八十年代余秋雨）在“婚事”一掌中写到他与杨的故事（他是杨第一任丈夫）话语的缝隙中存在着一种张力。《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即是以张为原型的。
革命叙事不足之处：表面化表现战争，缺少对于战争中的人性的表现——缺少对于历史的敬畏之心。 对比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献文学”；从终结的意义来说，她是反战的。她认为所有的战争中，人性的复杂性暴露得最明显。
对于阿列克谢耶维奇独特的创作手法，俄罗斯诗人、批评家、翻译家奥尔加·谢达科娃说：“我觉得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意义重大，可以称它为一种新的写法，即文献性写法，作者的特别功夫在于由短篇故事、众人的声音来组成。她的文学是在纪实和文献中产生的，而后变成有艺术性的文学作品。这是文学创作的一条全新的路子，许多作家对此评价不足。”对于这个创作的方式，谢达科娃说：“她早就打算转向人类共同的话题，她已经构思好了关于爱情、衰老和死亡的作品。但是按照她的意思，这些作品应该是以过去的方式来结构，她作为作者不会在书中直接讲述，而是各色人等的各种声音，她将收集他们的经验，然后再高低排序。也就是作为作家的她把题目给自己的谈话对象，而她不直接解决这些问题。”
和《流年碎影》联系，可以看出我们对于革命文学的“加工改造”，意识形态的控制十分明显。“主题先行，预设立场”在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波动》（1981）：非常时期的文本——赵振开
- 讲授要点：
- 地上地下-文学的分层；
- 别具一格的文本。
- 思考点：《波动》的先锋性
- 阅读书目: 李陀《波动》序言——兼谈新小资与文化领导权的转移
前面谈到前十七年的两类叙事。下面讨论文革时期的小说。
五十年代后期，有了一点长进。六十年代之后，文学有走上了充满艰辛的路，好景太过短暂。即使是十七年后段七年左右（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前期）之间也是风风雨雨。 到了文革时期。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于文革时期文学的研究很少，“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实际上在八十年代之前对于文革文学的评价太过简单。八十年代之后。新的资料披露搜罗，西方对于文革的研究也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条件，使得我们比起之前更加客观得走进文革文学。“主流文学”，官方认可发行得文学，除了“八个样板戏”，为数很少的作家能够在主流文学圈内发表作品，如浩然这样的作家，大部分作家失去了话语权。刊物如上海《朝霞》在文革期间创刊，从这一期刊可以看出主流文学所认可的作品是怎样。后来的研究发现了另一种文学存在——“地下文学”《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下文学》，陈思和“潜在写作”概念。分类：侦探小说（探案）、色情小说；两类流播最广。改变电视剧《一双绣花鞋》《绿色尸体》侦探、反特题材；低层次作品，容易走进百姓（题材吸引人）；《少女的心》；还有爱情小说《第二次握手》。 异质性、边缘性。流传方式：手抄本。
赵振开的《波动》
赵振开《波动》，从80年代开始引起关注。香港出版物，李陀序言《新小资与文化领导权的转移》，后半部分借题发挥，关注的是他提到了《波动》的叙事方式：其一是速度（非常具体，如第一段的十个动词，“色彩、气味、声音、空间形式”，李陀在这个地方显示了作为一个小说家批评家的眼光——从看起来普通的文本中发现其精到）《波动》的叙事能够这样快速迅捷，实际上涉及到动词在叙事中的数量和分布，动词在叙事中的动作性，动词能否强化叙事的现场性（颜色、气味、声音、空间形式）等多个因素，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形成一定共时性效应，才能构成加快叙事速度的动力。（与《小二黑结婚》叙事速度之慢对比）。
我还是从《波动》开篇那第一节说起。 东站到了，缓冲器吱吱嘎嘎响着。窗外闪过路灯、树影和一排跳动的栅栏。列车员打开车门，拉起翻板，含糊不清地嚷了句什么。一股清爽的空气迎面扑来，我深深吸了一口，走下车厢。 这节文字，不算标点，整整72个字。但是，在这么短的一段文字里竟然有10个动词：到——响——闪——跳动——打开——拉起——嚷——扑来——吸——走下。 为什么我这么在意这段文字里动词的数目？注意这样的细节有什么必要？这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因为这里隐藏着一个“秘密”，它涉及小说叙事中一个重要的技术：叙事的速度。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虽然喜欢这节文字，但由于慵懒，一直没有认真追究，自己究竟为什么这么喜欢？有时候，我会把它归结为：这节文字虽然也“叙事”，但充满了诗意，像一首短诗，其中一组一组的意象很破碎，有声音，有光影，有色彩，有味道，还有气氛，可是由于被有机地拼凑/组织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具有短诗结构的整体意象，是这意象在迷人。不过，这样一个解释其实并不能使自己满意，总觉得并不能充分说明我为什么如此喜欢这一小节文字。直到最近，我突然想到应该琢磨这节文字里的动词的数目和分布，才一下恍然大悟，“秘密”就在这里！ 一段只有72个字的叙事，却有数目多到10个的动词来推动——这是多么快的节奏。
赵振开写这部小说是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女友——可见其在其中付出的心血、才华。《波动》正式发表于1981年，初稿于1974年11月，1976年4-6月修改，1979年4月再次修改（《今天》朦胧诗，不到一年被查封，《波动》在其上连载）。（食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1968年12月）
第一点，看这部作品，可以看到思考——高贵、优雅的品质，是一种情怀；他们身上，他们笔下的人物，都表现出一种深刻的思辨性，他们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提出挑战，他们的思想充满可人性。放在七十年代文革时期的社会环境非常难能可贵；有必要说明这样的思想者特质怎样形成。文化大革命1966.5.26日开始（官方一种说法1963年开始，戏剧革命）；开始之后席卷全国的是红卫兵运动，特别是在北京；红卫兵之中也是有很多派别，毛在1966年8月接见红卫兵，发展到后来高层都无法控制；到1967年，不到一年，运动遭到挫折，因为很多都是高干子弟，红五类，他们自己遭到冲击（老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子女也遭到挫折，退出运动变为逍遥派，他们影响了、改变了在那一时期的生活方式；到1968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毛鼓动红卫兵“老三届”上山下乡（红卫兵发生的事情和他们的父辈在解放区遭到的事件非常相似；毛在延安文代会的讲话），也就是说，在当年知识分子跑到解放区，和土生土长的农民遭遇，和他们的后代的遭遇非常相似；到了农村之后，短暂的和谐，发生了很多矛盾，在当时从红卫兵变成知识青年，社会角色的转变，和之前启蒙者和被启蒙者非常相似；革命小将“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变为最起码的生存都变成了问题；他们之后通过各种方式返回城市，农民也不愿意他们留在这里；他们回到北京之后，所谓“老三届67、68、69”当年都有一种比较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追求某种情怀、格调的，因此他们都喜欢文学；无论是回城的，无论是在农村，最容易走进的就是文学；他们对于哲学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都抱有很高的兴趣。《波动》中肖凌、杨讯都有这样的特征。 这是第一个感受；第二个特点，是“诗性”（和食指的作品有勾连性）。赵在谈写作时说过特别主义诗意的挖掘、主义意象（意象，从张到赵之间很长的空）（如星星、星光，意象的处理，而且注重隐喻、象征的处理；借助于客观的物象把自己的想象延申开去）有人说“这就是一首散文诗”（送给女友的礼物） 第三个方面，表现了可贵的对小说艺术本身的尊重。重视小说的技巧——中国小说很长时间不大注重技巧。“镜头感”，人物间视角交替，情境的微妙捕捉具有电影语言的特色；又像音乐，多声部，多音齐鸣。在叙事方式上，采用的视角和结构（叙事速度是节奏）。视角：每个人物都通过第一人称，对于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视角，在当时非常独特；多重视角的叠加，造成了独特的叙事效果——又是和结构联系在一起，并置型结构（福克纳《在我弥留之际/出殡现形记》，内心的独白冲突产生荒谬）第一人称多重视角的并置型结构。完全封闭的时代，“封、资、修”的东西都被打倒（今天我们谈小资，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开创了先河）。尽管他们在封闭的环境中，还是能接触到外来的东西：黄皮书、灰皮书。（踏实的研究：文革期间有哪些黄皮书），说明当时高知还是拥有一切特权，黄皮书主要是西方文学作品（批判的如萨特《恶心》塞林格《麦田受访者》爱伦堡；苏联作品因为当时中苏关系恶化但是还是要研究，“内部读物，供批判用”）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没有停止过译制电影；灰皮书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理论性的文章。赵的这部作品在当时受到关注，但是没有称为手抄本，赵交给赵一凡（当时是团的团干部）考虑到当时抄家等问题，但仅放了一天就感觉不安全（赵可以印刷、也喜欢手抄）一直保管在赵手中，因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手抄本。直到1981年（新时期文学已经开始）引起强烈反响，可以看到在当时还是很难接受。刘锡诚认为革命现实主义是正宗，而《波动》是反对革命现实主义的，试图拉到“存在主义”中——可以看到《波动》是与这种背道而驰的。
易言的否定：表现了《波动》的先锋性、异质性。主题的叛逆性、叙事方式的尝试（十七年小说的探索，形式的探索也显示了叛逆性）；陈思和论先锋文学：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成熟——主题也是不成熟，但是认真。八十年代西方：有意味的形式，认为形式也是内容；如汪曾祺的形式上的探索。 八十年代的“文学复苏”：主流意识形态还是在革命意识形态下在运行；当时对于伤痕等形式的文学都是以社会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等角度——将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化，与真正的现实主义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易言的批判还是还是在上述框架下的；这个时期的文学还是和之前的“新的人民的文学”还是有继承关系；与之违背的东西都是旁门左道的东西。
《记忆》（1979）：从“伤痕”到“反思”——张弦
- 讲授要点：转换是如何发生的？反思文学留下的思考。
- 思考点：掣肘反思文学发展的因素是什么？
新时期文学@1976-1986（十年）
（1986年之后，命名为“后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伤痕、反思、改革（穿插其中知青）、寻根——每隔一两年有一个主潮；90年代之后改变了，“无主潮”。 严格来说，新时期文学不是在1976年显示出来的：打破四人帮，文革结束——但是文学发展的滞后性——现在逐渐弃用“新时期文学”概念；1978.12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运动，对于中国人重要的时间节点。思想解放运动：反对“两个凡是”；《建国以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否定了文革。 文学呼应了这样的思潮，出现了伤痕文学；主要是小说，但小说之外诗歌方面也有对于文革所造成的问题的揭露和批判：时间：伤痕文学定在1977年刘心武《班主任》、1978.8.11卢新华《伤痕》。 “饱含着血和泪的文学”，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这样的作品，很长时间都是讴歌；现实主义的复苏，暴露文学？外在形式的揭示到心理的伤痕——逐渐不满足于只表现文革中的伤痕，造成悲剧的原因在文革之前就有端倪可见；有人突破了对于文革的揭露，对于之前的历史也进行了思考：1964年“四清运动”、1957-8“反右斗争”、1962-3毛“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50年土改、1930年代中央苏区左倾思潮。 出现了“反思文学”，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有关系；思想解放运动一开始也是破除封闭破除禁忌；西方思潮，主要存在主义《波动》表现出萨特的思想；最先容纳进来的是“人道主义”，学术界展开讨论，作品中也表现人道主义。契机：否定文革，认为文革是一种非人化，用人道主义来解释非人化的思想造成的人间悲剧，出现了反思文学《人啊人》宗璞、李陀的小说揭示了文革中人的异化（“异化”在八十年代非常流行，如胡乔木的文章）。“反思”也来自德国古典哲学，这时期的文学非常强调思想性，注重选材、主题，这决定了每一篇很容易触动到敏感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以及引发的思考对社会产生冲击；这一时期的文学处在“社会的中心”，“包打天下”的味道；这一时期的文学什么都是：是政治、是社会，但唯独缺少文学；提出“让文学回归文学”，这个时期的文学从文学性比较缺少，但是敏感的神经，所有才能确定文学在这个时代最能产生轰动性。但是问题也同样产生；文革结束之后，左倾思潮的流布中发挥作用的权力者还在台上，伤痕、反思文学也出动他们的神经，有关领导也要出面干预，中宣部副部长提出（向下面打招呼）《向前看啊文艺》，要求从对文革的批判转到对改革开放的现状“新的社会主义的”《歌德与缺德》——这样的努力也见到了效果，81-2年对电影《苦恋》的讨论，如何涉及历史——反思文学夭折了；触及了很敏感的历史问题，82年随着改革文学的提倡（79年提出，和反思文学差不多）得到了官方的加持，反思文学被夭折（1985年之后，在寻根文学中在夭折的反思文学中重新接回来）。
从伤痕到反思
从伤痕到反思，什么时候发生的？比较？思考的深度而言，反思远超出伤痕文学；伤痕仅仅满足于伤痕的展示（作家哭哭啼啼，走上前台露出伤痕给人开，仅此而已）；反思除了揭露伤痕，还有对于深层原因的思考，思考的触角延申到了历史的深处——转换可以看张弦《记忆》，现在看比较幼稚。 （套娃结构、复调）秦的记忆引出方的故事，是一种同构的关系，但是发生在不同的年代：文革和四清；表现这种“现代迷信”不是在文革中才有，而是在文革之前就有，可见现代迷信由来已久；在叙事的结构上由于1+1叠加效应产生了“增值效应”；都是有意义的，两个叠加后增值，并且产生张力，启发性走向深层：现代迷信由来已久，在党的历史上像一个幽灵；不仅对于干部，连普通的群众也深受其害。小说在最后借助秦最后“她不过在几秒钟之内颠倒了影片，而我们颠倒了一个人”（作家深怕读者读不懂，而跳出来说教）。从伤痕到思考，而且这种思考表明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五十年代被取缔，再到文革荡然无存），新时期知识分子的话语还没有应有的地位；秦的话显示了知识分子基于人道主义的思考，有一种新的价值观，跟传统的“幡然醒悟、青天意识”不同，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彰显作者而非秦的价值观。 这以后我们发现，79年之后，有一批这样的作品，如同期《剪辑错了的故事》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仅仅写秦的故事只是伤痕，但通过记忆引入方就有了反思文学的内涵。——借助这样的作品可以观察到这样的转变。
稚嫩：借助秦之后讲的一番话：“并非独有，但她确信历史不会倒流……力图把它忘却得越干净越好吗”，现在评论家的思考：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以表现文革的小说的研究；“记忆这样的作品鼓吹忘却”。为什么要鼓吹忘却？记忆深处得东西不能忘却。作家的压力：可以写苦难的历史，但要表现出光明的一面。南京大学《》重读记忆“既然知识分子记忆中的历史的反思，应该把这样的反思灌输给全社会，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忆在全民族的历史记忆种有重要的地位，知识分子在这样的背景下鼓吹忘记，有点伪”——新的研究视角：知识分子的记忆，应该保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作家的压力，前易言批判文章发表在1982年，可见当时思想僵化的程度，把社会现实主义定于一尊，《记忆》在那个时代非常难能可贵。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学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评价：伤痕文学是现实主义的复苏，反思文学是现实主义的发展和深化。这个时期的文学呈现出显著的特点：一定的时间段主潮的形式，十年文学主潮。共同特点：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追逐，这一时期的文学是由意识形态控制的文学，形成了文学的轰动效应，造成轰动效应的原因是这些作品都和政治达成了紧密的默契。 同时，七十年代末开始，对于西方小说采取接纳的态度（1981年，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对于意识流的引进（《波动》中看到，非现实主义的冲击），在前几个文学浪潮中，现实主义“一统天下，定于一尊”，发生变动原因对于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引进（王蒙为代表“东方意识流小说”；《外国现代派作品选》）。 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学，“超负载”，缺少文学性，“包打天下”，文学也是那个时代的中心（八十年代后期边缘化）。有人对于这一现象反思，代表性的是汪曾祺。 1980年出场，（非常微妙的时期）现实主义的复苏收到政治的压迫非常明显，伤痕、反思文学进展到一定阶段，政治试图加入进来进行控制，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文坛显示出胶着的状态。还有一股力量就是知青文学，很快取代了“归来者”这一群体，成为文坛的主要力量。汪的身份比较特殊：写《受戒》之前也是资历比较老的作家，40年代沈从文的弟子，那时就发表过，收到沈的影响，对于现代派作品浓厚兴趣；49年之后也发表过一些作品，引起关注但没有大的影响；文革期间，除了写样板戏之外，也写过一些小说，和当时主流也相似不见得突出；（60年代江青领导样板戏的改编）往把沪剧改编成京剧《沙家浜》，代表了现代京剧改编的最高成果；四人帮倒台之后，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处在赋闲、边缘化的状态，闲来无聊写作（和文革地下写作相似），开始在同事朋友之间流传，后被京剧院领导看到，杨领导参加一个文艺会上推荐汪的作品，“很多人看不明白，和流行的不是一个东西”，《北京文学》副主编“让他把这个稿子给我看”，老杨“这部小说味道十分迷人，可是回头一寻思又感觉毫无意义”，汪在稿子中夹便条“发表它是要有一定胆量的”（当时政治一方面推动着文学，另一方面掣肘着文学），“怎么也看不出政治联想，没有政治冒犯；不过那时候人们都明白，作者的担心子啊何处，我们都存在心照不宣的默契，左的演绎法，但那却完全不在你的作品里有无毛病和毛病是什么，它的厉害在于可以从作品里随意找到”可以任意解释，随时可以找出罪名，左倾思潮“它的另一个厉害还在于你只能匍匐在地，不容分说”。（1981年，《雨花》上发表《大淖记事》。）
《杂色》与“意识流”——王蒙
- 讲授要点：
- 现代派的喧嚣；
- “意识流”如何流入中国？
- 思考点：如何看待“东方意识流”？
- 阅读书目：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
略
《受戒》（1980）：汪曾祺的意义——汪曾祺
- 讲授要点：
- 非主流；
- 做减法；
-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 思考：汪曾祺对汉语写作的贡献
- 阅读：《汪曾祺文集 文论选》
“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人都需要的。”
整个新时期文学，都追求所谓“宏大叙事”，极力表现那些政治性很强，引起社会关注的话题，到80年代之前，中国小说运思并没有很大变化，和五十年代、解放区文学没有区别。《受戒》表现出疏离宏大叙事的意图，“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称为主流”，莫言在汪曾祺小说得奖时发言“汪非常散漫的作家”，不想成为主流。 “写43年前的一个梦”，汪当时60多岁，也就是17岁，30年代末，“一场梦”——打破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但也有风险，“发表它是要有一定胆量的”，逆流而上。京派小说，抒情性小说；学者把小说分三类：叙事性小说、抒情性小说、讽喻性小说。抒情性小说：鲁迅、沈从文、萧红《呼兰河传》，但到解放区文学后只剩下孙犁《荷花淀》保留了抒情性小说的流风遗韵，但49年之后作为一种传统被遮蔽了。从这个意义上，《受戒》把我们中断已久的抒情性小说接续上了，也影响了后来的阿城、何立伟等作家。 其二，“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这是当时作为风格来说非常稀缺的东西，当时都喜欢悲壮的、粗犷的作品。新时期文学在汪之前充满烟火气，大开大合，很少有人表现“疏朗清淡”，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很大程度上通过语言表现出来，汪对中国当代先说影响最大的就是语言。“我非常喜欢语言，……，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语言和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语言不只是载体，而是主体”（斯大林，文学分为内容和形式，而语言是形式中最重要的元素）汪强调语言的内容性）“写小说就是写语言”，韩愈“言之短长，声之高下”，对于作家来说，“言”就是句子，短句子；“声”汉语有音调，关系到使用词汇的音调。80年代开始，作家关注语言。李陀《汪曾祺与汉语写作》，有些观点和主流意识形态有些唐突，谈到汪对汉语写作的关系；“毛文体” “减法写小说”。独标一个，“要作散淡之文，必先作散淡之人”（莫言）汪之所以有散淡的心态，和汪的境遇有紧密关系，遍尝世态炎凉，“汪的散淡，并非，……来自曾经沧海，……，呈现出一种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的独家气象。”。
汪的写作构成对于沈写作的超越。沈多数写乡村，汪不仅有乡村还有城镇，市井生活。视角有扩展；而且沈的作品如果有淡化意识形态、诗化散文化的抒情精神，汪进一步扩展了这种抒情精神，语言上更文气和典雅，完成了古今对接，也完成了翻译文体（好用长句）（如刘心武）的终结。一方面对于古代文学有传统的继承，下面对于白话新文学也有继承性的东西；因此汪的文学有特点，有表现力。王安忆对他的文字大加赞赏，沙家浜第四场阿庆嫂“打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既有唐诗宋词的化用，又有民间，但是非常典雅；这个给80后的文学深刻影响。总的来说，八十年代初期的写作，由于有了汪曾祺，这个时代的小说品格被提升了。若要列出必读书目前五位，汪必居其一，那个时代坚持这样的写作非常难能可贵。 汪的写作对于西方文学的关系，多有勾连，仅《受戒》，就可以读到契诃夫、屠格涅夫的影子。
《棋王》（1984）：文化之于文学——阿城
- 讲授要点：
- 被追认的“寻根”；
- 寻根文学的兴衰。
- 思考点：知青小说，还是寻根小说？
- 阅读书目：
- 韩少功《文学的根》；
- 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
当代文学最重要的转折点发生在80年代中期。 从汪就可以看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在80年代，特别是在一些知青作家中可以看出来。寻根文学的主体发生在知青作家，如阿城、王安忆。知青文学在进入80年代之后发展有待叙述。（《伤痕》也可以归为伤痕文学。）到梁晓声的两篇典型中篇、短篇小说是知青文学的发端，也就是80年代初期。知青文学描写内容、运思的范式和当时伤痕文学、改革文学所追求的宏大叙事是一致的。 随着知青文学的发展，到1983年之后，有一些变化：一是希望从梁晓声的模式种解脱出来，很多作家写到知青下乡之后对于自己命运的思考，在这样的作品种有对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思考；还有一些作品希望从风俗化的知青视角下的乡村生活如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阿城的《棋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写作于82-83年，发表于1984年第7期的《上海文学》，是《北京文学》的退稿，认为写出了知青生活的“阴暗面”，与当时“清除精神污染”的背景相冲突。当时北京形成各种文化圈，李陀他对于作品的鉴别能力在圈内有名。他也是北京文学的编辑，“陀爷”，推荐到《上海文学》。可以看到《北京文学》受到政治的压力，而当时《上海文学》则处在重要的发展的阶段，提出“探索性、文学性、当代性”，当时拿到作品时也颇为踌躇。蔡翔回忆当时情况：看重两点：一是叙事方式，二是文化内涵。（我怀疑后来作为编辑84中发生的事情重新加以整理，这种说法可以质疑。）牵涉到今天的话题：《棋王》是知青文学还是寻根文学。
《棋王》是知青文学还是寻根文学
一个观点：证明阿城写作棋王时，本无意于寻根，但是后来（从知青小说）“被修复到”寻根文学旗下。问题的价值：知青小说、寻根小说是不同的分类，但是在1985年背景下，寻根是那年的重头戏（当代文学作为浓墨重彩的一掌）。最初的《棋王》作为知青小说的一种，但当寻根浪潮之后，阿城有意从知青小说被修复到寻根文学。“经典化”（如红色经典《青春之歌》）所以重返文学现场，（最近“重返八十年代”，史实的理清太有必要）。（杨晓帆的观点） 84年发表于《上海文学》，85年选入《中篇小说选刊》，阿城84年底写了《一些话》：只是想写一点；王一生这样的痴，也有“历史的眼睛”（没有和文学、寻根扯上关系） 阿城出子名门，父亲钟惦斐，在当代文学史上也是比较响的名字，50年代《电影的魔鬼》被打成右派，毛认为名字很怪。钟惦斐当时是电影处的，比较有影响力的电影评论家，50年代之后反右被打。阿城68年起到山西、云南、内蒙插队，云南遇到画家范增，写过美术，70年代，79年左右回到北京，《今天》杂志的组织者，唯独他不怎么样，做美工。后来范增介绍给另一个作家。“天赋极高、绝顶聪明”的人。对他影响很大的作家。 1984年12月，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49年之后文坛作为自由开放风气就是84.12之后，提出“文艺民主”（84年“清除精神污染”刚刚结束，而年底就开放）。年底，阿城在杭州西湖参加座谈会，主题对新时期文学回顾和展望，非常微妙，对于未来的文学怎么发展没底，（作家：阿城、韩少功、贾平凹；批评家，主要上海、北京，复旦陈思和）韩少功当时关注“文学和文化”，阿城很快从发言中发现了什么，民族总体文化背景，阿城借此和《棋王》联系起来，从普通人的生活中体现出文化蕴意。通过这种联想，很快在《文汇报》中提出这个想法。朱伟的回忆录上暗示阿城在座谈会上发现这样的思想，一步步靠近“文化寻根”。韩少功《作家》《文学的根》，视为寻根的宣言，
“文化有根，应该扎根于何处？应该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
参与杭州会议的作家1985发表很多作品：如《我的话》《理一理我们的根》7月，阿城发表《文化制约着人类》，它的角度不一样：文化只有在强大的文化限制下才有自由和出路——限制之下谈文化，促使了韩少功寻根的理论。9月，阿城《又是一些话》不离文化，在韩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因为这两篇文化阿城被认为寻根派的重要作家。 被追认的过程中，阿城也非常费心思。肯定会碰到质疑，在接受一个台湾作家对话时说到：“批评时批评家自己建立的世界，……我无权干涉……因为好的批评也是一种创作……我觉得不应该用我的小说来要求批评家”。半推半就从知青小说到寻根小说的渡让。
寻根文学
黄金80年代，除了纪实文学，先锋派之外，就是寻根文学。之所以形成寻根浪潮，从当时中国文学处于世界范围内来看，世界都在关注文化，文化热是世界范围现象，当时有“全球化”概念的提出，“地球村”，对于民族文化的讨论也是当时的重点。埃托玛托夫，强调全球化环境下，民族如何保存文化，特别是文学中捍卫文学特性。中国作家，最直接的原因，拉美“爆炸文学”。82年诺奖马尔克斯，从60年代之后，拉美以魔幻现实主义为代表的爆炸文学是世界文学最发达、直接文学的中心。之所以长达几十年引领风骚，中国作家得到启示：一是拉美作品从不讳言政治，有着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层、严峻的思考，对于政治压力下纠缠的、风风雨雨中艰难前行的中国文学富有启发性，85翻译的《百年孤独》，很多作家学习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用文学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土壤。现代化也放在中国人面前，作家思考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矛盾，怎样积淀在中国人的思维之中。各种原因使得寻根文学成为浪潮。——在这之前已有思考，如汪的作品，李航育的作品，1983《最后一个鱼佬儿》。85年开始《鸡窝的人家》《商州初录》等三篇，张扬的秦汉的文化底蕴，身处逆境奋斗不息不惜；韩写下一些列作品。
李航育《最后一个渔佬儿》刊于《小说月报》1983年第6期，后《当代》1983年第2期转载，是中国当代作家李杭育的代表作品。20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崛起于当代文坛，李杭育的小说《最后一个渔佬儿》是其代表作之一。评论家从两方面赞许其成就：其一，该作以古拙、粗犷、硬朗的笔触描绘葛川江边行将消失的宁静和谐的民俗民风和文化形态；其二，作者以无限同情和感伤的笔调谱写一曲时代落伍者的“挽歌”。
俗人俗事中寻求“真味道”，对于世俗之人、世俗之事的关照，这样的关照在知青小说的写作上有独到之处。说到有意识地转化为寻根文学，有其独到之处。“心灵辩证法”，所表达地东西超越了主观的意愿。（如张《秧歌》尽管有反共的意识在，在进入创作中为了表现现实，有可能超越、隔绝主观的意愿）寻根文学的发展也需要《棋王》这样广受好评的作品。
这部小说在80年代小说上还有一个贡献——叙述方式。叙述语言的节奏、情调、韵味都是我们陌生的，作家朱伟推崇其“语感”：看了这个作品之后“一句“车站上是乱得不能再乱”的开头，确实充分表达了阿城的美学追求，这一句主谓型的陈述句，既简洁又暗示氛围、心理……出色的语感所提供的韵味……又感受到境界的韵味”（混乱，一句话带到文革之中，车站；心态，不满）。这一时期，作家开始关注作品开篇、结尾。最熟悉的是《百年孤独》的开头，梁文道《锵锵三人行》分析，时态很复杂，“时间在晃悠”。汉语语言的处理也很有韵味《中国句型文化》（申小龙）词性变化，产生“陌生化”，产生关注。“紧一紧手和脸”形作动，“全身一软，额头的光”软形作动、动态；笔墨非常节俭，有古典小说、笔记小说的魅力。有质感、有动感，使得汉字生动活泼，语言（句子）非常简短，达到雅俗共赏、大雅大俗的境界，通过短的句子抑制叙事的节奏。“我父亲在时炒得一手好菜”“大家都凝神。之间老者进了大门，立定向前看去”，节奏变化。
阿城多才。家族宗堂之上“法无法”，喜欢郑板桥“删繁就简三秋树，标新立异二月花”。王朔“北京地界上每过几十年就要出现人精，这几十年就出了阿城”
《上海文学》编辑蔡襄在谈选用这个作品的原由时，说是因为叙事方式，第二才是文化内涵。这也有修复的意涵再里面（回忆上的修改）。
84年开始就陆续推出一些作品（王教授当时在读研究生，和贾平凹有一定联系，评论过他的散文）写过一封信，刚完成《商州初录》《鸡窝儿的人家》，但心里没有底，代表了很多作家的状态——彷徨、迷惘，不知道出路，当然也意识到和以前的写作有求新求变，但能否得到认同还是很矛盾。——当时普遍的心态。 84阿城《棋王》，后来被归入寻根派的作家，在84年就已写出了很有分量的作品。这样的迹象表明，在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高潮之后，作家又准备重新出发。一个方向是寻根；还有一个是1985年初纪实小说；第三个方向就是新潮文学（文学界“85新潮”），还有先锋/探索/实验小说，今天基本确定为先锋小说。一开始两本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麦田的守望者》《第二十二条军规》）徐星《无主题变奏》——受到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影响。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从技巧、形式来探讨西方现代小说，对中国作家产生很大影响，启蒙意义的读本，对西方文学的借鉴也成为突出的现象。 刘、徐等的作品世界是荒诞的，个人是孤独的；有意无意对这样的价值立场给予了认同；所塑造的人物，都是玩世不恭的，对现实世界充满反叛性，但反叛的言行举止很难为大众接受。（第一阶段，表现观念的心理，从西方引渡来的心理）随后的发展不得不提到马原，经过马原之后，到了新的阶段（后新潮，如余华、苏童）。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马原，其次是残雪。小说形式，更具体是叙事方式上引发了深刻的革命，如果没有马，转变的进程要花费更长时间。
《冈底斯的诱惑》（1985）如何诱惑了我们？——马原
- 讲授要点：
- 先锋小说价值重估；
- 叙事革命的发生。
- 思考点：马原给当代小说创作带来了什么？
- 阅读书目：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
先锋写作中里程碑的作品
《冈底斯的诱惑》于1983年写成，发表于1985年第二期《上海文学》。
1987年，马原《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引起教众的不满。中宣部发现文学竟然走得那么远，还清除记得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还风头很健。1984年年底改变，办刊宗旨提出三性：“探索性、文学性、当代性”，《上海文学》成为这类作家的圣地。
冈底斯的诱惑，诱惑了我们什么？
谈到马原的作品，离不开批评家吴亮的文章《马原的叙述圈套》。 实现了故事和人物的消解，完成了意义的解构。实际上这个小说也许今天能够看懂的也是不多的。马原有关《冈底斯的诱惑》的谈论中也从不去说明作品到底写什么。三个主题故事和穿插。两个汉人探险的故事，穿插藏族女子的故事；第二个一个藏族汉子猎熊的故事，穿插老作家与神，神秘的仰头的故事；藏族两个兄弟，穿插失踪的故事。故事之间的断裂，有意识地把叙事打乱，也形成了叙事的断裂。故事的断裂表现在故事本身断裂，大多已没有结果而结束；叙事的断裂，打破叙事的陈规，“元小说”（关于小说的小说，用小说的形式揭示小说的文本）叙事行为直接成为叙事内容，这种写法在中国第一次接触（“此刻在我写作的时候，我的妻子正坐在我的身旁”）。不时跳出故事的场景，来根读者进行现场性对话，这样的小说试图营造一种新颖的、和传统不同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小说开头“信不信都由你们”本文中“我只不过在讲述这个故事而已”
西方“有意味的形式”，马原“形式本身就是内容，三个人同样的事情，描述的……同样一个事情，讲述的是不一样的故事……”，形式就是内容，举例“马原、梁晓声的知青都是不一样的”——寻找和别人的形式不同的形式。 马原在八十年代中期给人们新鲜的阅读经验，通过元小说、空缺、诗化的、叙事的断裂（之前还是强调叙事的完整性）。为什么？“夹生感”，提醒了，通过在这样的形式任何的真实无非是叙述策略所导致的东西。叙事的策略直接影响到叙事的真实性，世界上我们通过阅读接触的世界、号称为真实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一个人工世界，靠语言组织起来的世界。
这是先锋小说，通过马原我们认识到叙述的圈套。举个例子，《冈底斯的诱惑》15节，“故事到这里讲得差不多了，但是显然……我们来设想一下，ABC……”。很像博尔赫斯。 写什么不重要，怎么写这才重要。通过马原，我们的当代小说走向了深刻的转型：在之前我们关注的完全是些什么，作品的主题很重要；到他这里完成了怎么写才重要，转变。有人说，经过马原，文学创作 → 写作。以前文学是一种艺术，变为文学是一种艺术——这一转变对小说未来的走向非常重要。 当代文学深陷政治的泥淖中，走出去，所以人们看出，学者“马原第一次把如何叙述提高到本体的高度，叙述……得到了明确的确认”。汪“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到了马原，第一次把如何叙述提到了小说本体的高度。
《红高粱》：“民间”的凸显——莫言
- 讲授要点：
- “寻根”的式微与“新历史”的初兴；
- 民间立场及其审美意趣。
- 思考点：莫言为革命历史叙事别开生面体现在哪里？
- 阅读书目：莫言诺贝尔获奖感言
略
《一地鸡毛》（1991）与“新写实”——刘震云
- 讲授要点：
- 新写实之“新”；
- “勘探人生”与消解诗意。
- 思考点：“新写实”新在何处？
- 阅读书目：《钟山》1989年第3期新写实主义小说联展 卷面语
后新潮
黄金时代，前面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都是80年代中期，实际上当时的发展显示出各式各样的危机。经过马原，新潮小说完成了后新潮的转换，一般1987年之后的一系列作家算作后新潮阵营。虽然先锋小说有着悲壮的探索性质，但是还是值得赞颂，才显示出张力（但也潜伏着危机）。
马健， 中国先锋作家。1953年出生年8月18日出生于青岛，1986年移居香港,1997年移居德国，1999年移居英国。八十年代曾以《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 荡荡》一文成名。当时刘心武是《人民文学》主编，便全文刊发了高行建推荐的此小说。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已经面市的《人民文学》全面查禁消毁。刘心武辞职。 1986年移居香港，并创办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7年前往德国鲁尔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1999年起任英国签约作家，专事小说创作。现定居伦敦。被 法国《阅读》杂志评为本世纪全球最重要五十位作家之一。作品 马建着有长篇小说《思惑》、《拉面者》、《九条叉路》、《红尘》、《肉之土》。中短篇小说集《你拉狗屎》、《怨碑》，文集《人生伴侣》、《发生关系》等。 其小说尖锐幽默。其中《红尘》获英国托马斯·库克国际旅行文学奖，《拉面者》入围美国国际笔会翻译奖，《亮出你的舌头》提名英国独立外语文学奖，入围美国 桐山文学奖。已翻译出版的著作有：德语、英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荷兰语、挪威语、日语、西班牙、瑞典语、以色列语、卡特兰语等二十多语种。北京 写家文学院客座教授。
到1987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社会价值取向发生了倾斜和迁移；如果说之前文学的发展受到政治掣肘。1988马健《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惊动最高层，责令大小文学期刊整顿。L. J. 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中描述的在87年的中国也出现了。在当时，纪实文学与所谓纯文学形成了抗衡，一时间通俗文学、大众文学。从此，中国当代文学进入“无主题”时期。
新写实
“阅读的颠覆”：后新潮的小说，造成了阅读的障碍；另外作家有意无意的孤傲，对读者的自尊造成了刺伤。另一方面，80年代后期出现的则是新写实。1989年第三期《钟山》（双月刊，6月，比较敏感的时间）正式发出新写实的旗号。80年代中期，对寻根文作家影响最大的是马尔克斯；而80年代后期对后新潮作家影响最大的则是博尔赫斯。1986年，作家们注意到（捷克）米兰昆德拉，捷克方表示不愿意昆德拉的作品被翻译，“流亡作家”，“布拉格之春”在捷克历史上也是有着很多议论的时代。昆德拉在事前就注意到斯大林主义对整个东欧国家形成的压力，1967年就发表过对斯大林主义抨击的言论，在当时是非主流的，所以在布拉格事件发生之后坚持立场就不适合在捷克继续生活，于是流亡法国，他的所有作品写出捷克知识分子在事件之后表现出来的行为，倾向性非常明显。流亡之后，他的写作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特别是如《玩笑》，在次之后只好退而求其次，韩少功与其姐翻译了《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昆德拉的内容主要是是政治+性爱，人生（生存）勘探。而池莉《烦恼人生》，关注人生（生存）勘探，对日常生活的表现，所谓“生活流”，从原来大写的人，典型性到小人物的关注。对日常生活生活流的表现，对原始生活的写作，称之为“原生态”，还原式写法。经过87年之前寻根（原生态，还原历史）、先锋，把这样的概念移植过来，还原生活。一直到89年第三期《钟山》。
新写实：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自然主义，呈现出“新”的东西，包含了两层意思：
- 其一是写的新，得力于现实主义、先锋小说，四个方面：
- 一是沉入个体生命深层的视角（视角下沉，和所描写的对象处在平视）
- 第二是扩散性的故事结构
- 第三写法偏离典型化的结构，采用类型化写法（和现实主义塑造典型，如梁森宝；如《一地鸡毛》中小林，没有名字，只是一类人）
- 第四是客观内敛的叙事风格（零度写作；置身事外）；
- 其二是实，世相，个体在现实人生中的命运际遇，着重写“食、性”、不避丑恶、写琐碎频繁的日常生活事件（对自然主义写作的亲近；原本食色、丑恶都被视为自然主义加以排斥）。所谓“新”，是相对于传统的现实主义。
在20世纪的西方，二战后已存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起源于电影界，后来波及到文学、小说，“新现实主义创作六原则”：用日常生活事件代替虚构的故事；不给观众提供出路的答案（客观、内敛、不动情）；反对编导分家；不需要职业演员；每个普通人都是英雄；采用现实语言。王蒙“毛茸茸的生活”，日常性。（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讨论中，马恩讨论莎士比亚化，反对席勒化；喜欢歌德，反对左拉式的写作（开创自然主义，照相式表现生活））五六十年代抛弃了自然主义，在80年代后期重新挖掘了自然主义写法——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新写实比较包容，吸纳、消化多元文化，重组自身功能的能力。”
下面结合刘震云《一地鸡毛》，它是对于新写实完美的注脚。发表于1991，新写实处于末端了。 蔡襄“日常生活诗性的消解”，以前对生活过滤、净化，很难把毛茸茸的生活真实地推到我们面前。 人对生活的“无力感”：如小林虽然心有不满但还是被迫这样去做，现实生活对人性的消磨，在座各位用不了多久就是文中的小林。刘巧妙地通过一个特殊的视角，通过人物在作品中的生存状态的揭示提醒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严酷的东西。在叙述的层面，刘也是非常老辣。有人指出他和其他新写实作家有区别：反讽的运用，尽管不动声色，读之后有苦中作乐的感觉，喜剧的意味。 刚刚提到，80年代后期，文学出现颓势，新写实有种“挽狂澜于既倒”的姿态，而且这种写作是个体化的，从阿城、汪曾祺的小说有了个人化的，但到寻根、先锋又回到了从前，到了新写实有了再出发的状态。
《废都》（1993）之“废”——贾平凹
- 讲授要点：
- 安妥破碎了的灵魂的一本书；
- 查禁与解禁之间。
- 思考点：如何看待《废都》的“性”？
- 阅读书目：贾平凹《废都》后记
九十年代小说，《废都》。 应该说中国社会真正转型是在80年代后期，市场化浪潮全面铺开，文学在之前更多是文化，而之后更多是消费品。 所以之前所认同的严肃文学、纯文学受到冲击。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陈思和，90年代选编《逼近世纪末小说》，人们对文学前景充满迷惘的情绪。进入90年代之后，1989年六四风波对之后的文学形成了深刻影响。知识分子，及其所代表的精英文化迅速被边缘化。实际上是一个充满复杂性的阶段。
查禁与解禁
恰恰是在这一阶段中，小说创作出现了生机。1993年前后，以陕西为中心出现全国性影响的几部长篇小说，如《最后一个匈奴》，光明日报举行过讨论，高建群说这部作品比起其他陕西籍作家算不了什么，他披露不久之后，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废都》将出版（1993）。两部重要作品，代表当代小说20世纪末最高高度。《白鹿原》获得茅盾文学奖，各个方面让读者满意的作品；而《废都》则是充满矛盾的作品，出版本身就是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据说在当年），贾平凹之前写有中篇《废都》内容上没有什么关联，《废都》的写作是陕西出版社的约稿，得到了预支的稿费，北京出版社《十月》主编得知此消息后，截胡了，代为支付了给陕西出版社的违约金，因此引起关注（百万稿费），还没出版就做足了广告，未问世之前就吸引了许多眼球。一开始只印了几万本，盗版数量惊人，贾平凹后来统计民间各种盗版达到1200万册60种。 北京出版社上级，北京新闻出版局收到国家出版署的通知，“1993年，我们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名义，以格调低下，……”遭到查禁。在国外，获得法国女性文学奖，翻译成日文发行六万册，翻译成韩文，被认为文革后最好作品。2009年，北京新闻出版局宣布解禁重新再版，未经过任何增删。
唯一能安妥我破碎的灵魂的一本书
“唯有心灵真实，任由笑骂评说。”另一点是后记，“人到四十”，贾平凹遭逢人生中一系列困惑，三个方面：1. 父亲去世，贾性格受到父亲很大影响，其后半生在坎坷种度过；2. 家庭解体；3. 贾个人肝病复发，感到人生无常，对未来悲哀，人生大限将临的感觉，“这本书在生命的苦难中唯一能安妥我破碎的灵魂”。 如何理解“安妥灵魂”？在之后，贾也完成了《高老庄》《秦腔》等作品，虽然《秦腔》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无法企及《》的高度，巅峰式作品。 “《》在我小说写作中起码是阶段性、开创性、转折性的作品，对后面《白夜》等写作产生重要影响，其实是谁都想写这本书，谁都不敢写这本书”谁都想写，是因为90年代市场化浪潮中会受到瞩目；不敢写，因为文坛还是各种的禁忌——为什么贾敢写？因为生命的苦难，可能是错觉的“大限将至”。贾本性懦弱，80年代初期，清除精神污染中受到批判。日本学者认为“五四之后最杰出的小说，写到了人本身”，贾在记者采访时引用了这个观点。
《废都》中的性
讨论《废都》，首先碰到的是其中性描写，对记者，贾这样回答：“只有把性描写不当回事才是正常的。” 中国小说对性描写更客观，而西方的小说中对性描写更主观。很长时间以来，把性描写的小说一概被主流意识形态斥之为自然主义加以鞭笞。80年代后，开始对爱情的描写，《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女性的爱是有性的因素的。传统，性爱完全分离，张贤亮有色性描写，寻根旗帜下，色性描写加速，86之后，《小城之恋》《岛上的世纪》；到新写实，重点部分就是食、性；80年代中期后，色性描写进入野蛮生长的过程中，之后，王小波的作品，90年代后当代小说中色性描写司见惯。《白鹿原》开篇第一句话涉及一个男人和几个女生的关系。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作家涉及性描写，是作家理念上的认同有很大关系。王小波“性是透视灵魂的真正窗口。”台湾作家陈若曦“性是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题材，尤其是现代作家，作为食色性也的……一道迈出自我世界的突破口。”通过性感叹人生，透视人性，一个通道。
80年代之后性描写，和昆德拉的引进相关，《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描写政治中，性行为的种种变异，表现时代变化在知识分子中的反映，托马斯和特蕾莎、萨宾那的关系。茨威格《昨日的世界》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也纳禁欲的抨击“凡是受到压抑的东西，总会……所以说到底，那些受到压抑……实际上要比我们今天享有高度恋爱自由的人们要好色得多。……耳闻目睹的越是少，在梦幻中越是多……”
结合贾个人，传统文人色彩，1984《商州初录》中就有一些色性描写。 抛开其中色情描写，实际上《废都》是寓言小说。有人自然认为是现实主义写作，被问到，贾很矛盾，承认是现实主义的，但又很多意象、心象，都和“心灵的真实”达成了关系。实际上整部小说是一部寓言，小说人物庄之蝶，游走于不同女性的过程，带有程度不同的象征意味贾借此表现庄之类文化人的心态，它们心灵所达成的废墟的状态，"废都二字……西安，西安人的心态，也就是中国人的心态。"这种心态具体浓缩在庄身上，概括为三点：1. 自卑性的自尊；2. 无奈性的放大；3. 尴尬性的焦虑。在不同女性间游走，自恋又自虐；结局倒地在车站的座椅上，不知道自己将走向何方，不能把持自己，是一种知识分子在文化环境中的无奈心理；贾对人生的认识偏向灰暗。 “文学史上，贪婪、吝啬……《废都》是一本把无聊写到极致的大书。” 对明清的戏仿：贾本人有意在文中用方框代替，我认为是有意味的。方框也是意象的重要的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