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小说选读 讨论课
我从未真正见过火，也未见过毁灭，更不知新生——读阿城《孩子王》
《孩子王》写1976年，却没有伤痕文学的色彩，然而，字里行间透出些许窘迫和时代的心酸：知青老杆儿下放到农村，七年劳作之下已适应大队生活，突然被调去教书，而到了学校却发现孩子上课没有书，老师教书也没有材料——在今天看来是无比荒唐的时代，甚至在经历过正统小学教育的“我”看来同样荒诞。于是，老杆儿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教孩子识字做文章，鼓励“老老实实、清清楚楚”地自己身边之事，而非官样文章、政治宣传，最终因教学出格而被开除。文章暴露出来的关于教育的问题的现实的：物质生产不足，孩子们空有对文化的敬畏却只能口吐政治宣传甚至写不出一件完整的事。这些在90年代后出生的一辈很难想象的事情却真实地发生在不远的过去，而小说中塑造的王福、王七桶的形象却令人动容，这种无书可读、无人会教的困境是否发生在今天的世界某处呢？而孩子对于知识和文化的敬畏又如何？这是阅读过程中一个思考点。
喜欢上阿城，一部分原因其平淡隽永的文笔，极简、极瘦、极淡。小说最后，老杆儿因为教学失范被开除，“我走出办公室，阳光暴烈起来。望一望初三班的教舍，门内黑黑的，想，先回队上去吧，便顶了太阳离开学校。”他无疑是不舍的，“我现在就走，只是这次学生的作文我想带走，不麻烦吧”；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也是自觉离开学校回队上的，劳作七年的他与学校同仁格格不入，而守规矩教书也永远成不了“孩子王”。
小说中的字典，如《棋王》的棋，是孩子心中的神圣象征（文化、知识的抽象）；另一方面又似《树王》中山上那颗巨树，在这样的时代难逃被伐的命运。树终于被砍倒，而“山上是彻底地沸腾了”，“一架山秃秃的，尚有未烧完的大树残枝，黑黑的立着，如同宇宙有箭飞来，深深射入山的裸体，只留黑羽箭尾在外面。”但阿城又不是悲观主义的，“我这才明白，我从未真正见过火，也未见过毁灭，更不知新生”，在目睹、参与、见证悲剧的过程中，“我”又看到了生活的幸与福（《棋王》），看到了新生的树与花草（《树王》），也看到了孩子们的作文（《孩子王》）。
阿城的小说有自传性质，1957年其父钟惦棐成为“右派”之后，阿城也受连累进入社会底层，在云南山村度过了十年知青生活，在劳改期间，他也当过一段时间“孩子王”。可以看出，农村生活给了他很多写作动机，《三王》中的“我”都有着知青的背景，都是以见证人的角度目睹了“异人”的遭遇，如许子东所说，“可以将‘异人’和‘我’和色彩虽淡却无处不在的动乱现实三者之间的三角关系，看作是阿城小说不变的内在结构模式”。而小说围绕着“我”与异人的逐步交流展开，这种交流过程或许就是所谓“寻根”的过程，三部小说中都有那么一个寡言的、精神丰盈如“超人”的角色，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意志坚定一以贯之，而阿城想要寻找的，许正是那动乱沉淀过后剩下的未变者。
- 【01】许子东：寻根文学中的贾平凹和阿城
- 【02】林宝庆：轻语墨淡话伤痕
你认为‘反思文学’发展受阻的原因是什么
反思文学源于伤痕文学，是对伤痕文学的深化，但不久便被新的文学主流所取代，我认为它的夭折可能有一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反思文学发展受阻是由其本身的性质所造就的。
八十年代初，长期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群体重新回到舞台，文学显现出“包打天下”的气势而位于时代中心，超负荷地承载了政治、社会、历史等诸多要素，不可避免的缺少了些文学性（当然，考虑到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文革的余波尚未平息，作家的写作能力也有待发展），较为简单和粗糙，因此难以得到长久的留存和发展。可以说，这种感时忧国的“问题小说”本身具有速朽的特点。
另一方面，反思文学的发展可能是受到了政治以及时代发展的影响。
洪子诚先生指出，虽然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深化，“但‘深化’又可以理解为将‘伤痕’的表达和历史责任的研究，纳入权力机构已经做出了清理的有关‘当代史’叙述的轨道。”【1】因此，虽然作家有意走出伤痕文学“哭哭啼啼，没有出息”（邓）的境况，但还是无法跳脱政治的影响，在81年《关于见过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盖棺定论之下，“反思”的主题也多局限在这条所给的轨道之上，多是反右、大跃进、文革等。这一时期的文学，呈现出很强的政治性，追逐主流意识形态，甚至可以说仍然是意识形态控制之下的文学，因此当文学触碰到敏感的社会问题时，很容易发生“越界”，从而在短暂地与政治达成一段时间的默契后分道扬镳。
《向前看呵！文艺》一文中“提出文艺向前看的口号，提倡向前看的文艺”，“歌德与缺德”的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而反思文学也被打上了“向后看”、“缺德”等标签，而经历过文革的很多人也有类似的观点，从易言对《波动》的评价中（“我们主张革命现实主义，认为革命现实主义是最能真实地、历史主义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艺术方法”）便可以看出一些作家始终对于非歌颂、不积极的文章持反对态度。
而之后改革文学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加持之下得以发展，反思文学也随之夭折，文学呈现出新的主流。此外，客观来看，改革开放所提倡的商品经济促使了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改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也逐渐疏离，社会和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态，而“向后看”的反思文学在这样的社会发展境况下不受欢迎也是可想而知的。
- 【1】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59页
当代小说前景分析
技术的发展和媒介的创新给人们的娱乐文化消费提供了更多的自由，而随着电影、游戏、音乐等多样化的娱乐形式的不断发展，现代人的休闲时间也被不断切分，人们阅读小说的时间将不可避免地减少，我认为这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趋势。
科技和媒介的进步对当代小说创作的形式和内容产生影响。
网络的发展提供了内容消费者与创作者零时差交流的可能性。 例如，很多美剧采用“制播同步”的创作形式，根据观众的反馈及时修改剧本甚至调整据情，真正做到了和观众的实时共鸣，保障了收视率；而在小说创作上，很多网络小说也采取这样的形式，根据读者的反馈及时调整故事情节。虽然这种以迎合观众为代价的“读者至上”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收益，但其以经济利益中心的属性带有妥协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作品娱乐化的倾向。
另一方面，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给小说内容产生影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而阅读小说和电影、戏剧、游戏等形式一样提供了疏解生活压力的手段。科幻、历史、玄幻、悬疑等类型化的小说给予读者强烈的冲击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读者的这种诉求。
总而言之，现代通俗小说在当代似乎出现的肤浅化、娱乐化等特点，追求速食，追求感官刺激。但反过来说，严肃文学却不会消亡，经典型的作品仍然是人们追求的主题，以二手书交易平台“多抓鱼”为例，虽然某些一时流行的大众小说流通量很大，长期来看，真正占据榜单前列的还是经典作品（其榜单完全以算法排序，可以说是对读者兴趣的客观反映）。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大众文化”崛起而占据主流文化市场，但这种趋势不是长期的，当人们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对于艺术的诉求也会不断提升，而喧嚣过后，有一定审美能力的人群不断扩大，主流读者的取向也会发生变化。毕竟，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很短暂，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边缘化之后将重新取得一定的话语权。
- 【01】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 【02】欧阳友权 ，中国网络类型小说流行的原因及其局限分析
好小说应该具备哪些要素？
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讨论了“伟大的英国文学”的标准，虽然有所区别，但也可作借鉴。总结下来，他在数中列出的标准可以分为以下几点1：对人性的深刻挖掘与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现代性的反思（卡夫卡）；语言的精准与简练（阿城）；整体结构不蔓不枝（如象征性媒介在文本中起到的作用，如张《秧歌》）。前两点主要指向内容而后两点则是对形式的要求。
在不同的范畴，不同的小说类型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如针对科幻小说，那么我认为科幻世界的整体构建、情节的起伏等因素可作为评价小说好坏的标准——但这些标准并不是通用的。同样，利维斯提出的标准可能更多是针对严肃文学的，但即使是某些优秀的严肃小说也不一定满足利维斯提出的标准。
因此，下面仅根据自己阅读体验来谈吸引自己的小说所具备的一些要素：
- 冲突，或者说矛盾/戏剧性
这里的冲突可以是多重的。它可以是人物内心的冲突，可以是小说人物之间的冲突，也可以是阶层之间的冲突等。人物内心的冲突，如是心理观念上的转变，典型的例子是《复活》中的聂赫留道夫；人物间的冲突，如《我们夫妇之间》；阶层之间的冲突，显性的如《青春之歌》，更多是隐性的在叙事之中呈现出来的，如《复活》中揭露出的以农民、劳动者为代表的底层人民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冲突（当然还是阶层内部的冲突）。
- 背景叙述（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等）
要么是彻底架空，也可以对于人性有深刻的挖掘；要么是反映现实，在真实贴近中给人以冲击。但都要对于故事发生的背景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结合写作背景）
拿科幻小说等通俗性的作品为例，它吸引我的是对于背景的描摹（世界观的构建）——小说作为一种虚构的艺术形式，给我们提供了另一重想象的空间，在这种意义上，其背景塑造的是否宏大是否离奇而富有真实性是我评价一部科幻小说的标准。
当然，对于现实主义小说来讲，我认为其背景叙述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坚实而准确的背景叙述给小说主体内容提供了展开的基础，小说的主题在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上得以呈现，而我们对于小说的理解也是建立在这种背景上的。
- 冲动/共鸣
冲动指的是激发作家进行写作的欲望，是那种急欲在小说中表达出来的东西，“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我觉得苏轼这句话也可以衡量小说优劣的一个角度。略萨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说到小说家的起点：“一天，突然感到自己被召唤，身不由己地去从事这种活动——比如写故事，根据自身条件，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觉得实现了自我的价值，而丝毫不认为是在浪费生命。”“小说家不选择主题，是他被主题选择。他之所以写某些事情，是因为某些事情总在跟踪、纠缠、骚扰他。他不得不写。像一个魔鬼，主题折磨他。”2
正是这种书写的冲动（可能不同于“主旨”），能够给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带来共鸣。这一点，我在读鲁迅的作品是感受最深：读《药》，在对华老拴、夏瑜等的叙述中，能够让人感受到他对于国民、对于革命牺牲者的情感，也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一个弃医从文的作家的心态，让人感同身受。诚然，在写作的过程中，作家或许会把这种冲动藏起来（比如以隐喻等形式表现出来，如《秧歌》），但在我们阅读的过程中能够体会到、感动到，并且因此带来了个性化的阅读体验。（当然，既然是个性化的可能触发点不一而足，所共鸣之处不一定是作家意于表达的，观点也会有出入，但我认为能够吸引读者的点也一定是作家日常感触深刻之处，作家受牵引而写下的。）
总而言之，我认为冲突是小说的核心，冲突的精彩与否决定着小说是否有吸引力；而背景叙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冲突的呈现方式和表现能力；而我所说的作家冲动则产生了我们在阅读小说过程中与作者的共鸣，并且提供了读者个性化的阅读体验。
